到1969年，大多数公立大学以及中西部和西部的大学已经实现男女同校。东北部的精英学院、私人学院和罗马天主教教会学校落在了后面（但到1973年，它们也大都实现了男女同校）。
耶鲁的目标是培养“1000名男性领导者”， 男性申请者必须证明自己的学术成就和领导潜力。但帕金斯写道，人们并不认为女性是领导者。因此，除了学术之外，她们的评估标准是毅力——“一定的韧性，一种拓荒者的品质”，时任耶鲁管理人员小亨利·昌西(Henry Chauncey Jr.)在1969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该文旁边是一则童装广告：“女童装漂亮多彩；男童装风趣粗犷。”）
根据耶鲁的标准，怎样才能发现坚毅的女人？录取那些和兄弟一起长大的人——越多越好。在受访者中，93%的人至少有一个兄弟。
除了性别歧视外，不同的录取标准也显示，融入耶鲁很大程度上是这些女性自己的功劳。
得克萨斯州民主党众议员、耶鲁大学第一个男女同校班级的成员希拉·杰克逊·李(Sheila Jackson Lee)说，过去半个世纪里，其他实现多元化的权力机构也面临着类似的挑战，包括国会。她说，在这两个机构里，过去走进一个房间，除了她自己，往往看不到其他女性，更不用说和她一样的非裔美国女性。但她后来成为民权运动的校园领袖，并担任教堂执事。
“她们是男性世界的领导者，”她在谈到第一批女生时说，“是的，她们有勇气，因为她们有勇气，所以她们的领导力不会被扼杀。”
“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挑战性，”她补充道，“因为他们没有完全为我们做好准备。”
萨利·伯索尔(Sally Birdsall)在新泽西州格林威治经营一家土地使用规划公司，她也是耶鲁招的第一批女生，读的是建筑学。她记得，一位教授告诉她，她做不了建筑项目，因为她从未玩过装配模型（事实上她玩过）。另一位教授则警告来听演讲的女士们，他不想听到打毛衣的声音。
“我感到不安，不是因为编织针，更多的是害怕，”她说。“它给你一种很不受欢迎的感觉。”
校方在吸纳女性方面几乎没有做什么。帕金斯说，学校任命埃尔加·沃瑟曼(Elga Wasserman)监管男女同校教育，但她只有一个秘书和一个实习生的预算。当时没有正式的女性见面会，她们被分到12间宿舍里。女研究生担任顾问，但没有训练有素的指导顾问。那一年有三位终身女教授。
这些学生是20世纪70年代女性运动的先锋，该运动要求女性充分参与社会活动。很多人还参与了其他事业，包括堕胎权、黑人权力运动(Black Power)和反越战活动。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女性运动起飞，这些极其聪明的女性被动员起来——不全是富人，不全是白人——她们对于知识界告诉她们，她们的所想所说无足轻重，并把她们拒之门外的作风深感不满，”福德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历史学家、《女性主义被遗忘的抗争》(Feminism’s Forgotten Fight)一书作者基尔斯滕·斯温思(Kirsten Swinth)说，该书记录了当时的历史。
90%的受访者称他们是民主党人。一些人表示，进入一个全是男性的机构可能导致了这些观点的形成。
她们的经历说明了50年来发生了多少变化——又有多少还没有变化。在很多州，口服避孕药对于未婚女性属于非法，包括康涅狄格州（堕胎也是）。但根据这项调查，83%的受访者表示服用过，调查结果由一名与会者提供，在今年秋天第一批女生的聚会上私下公布。帕金斯写道，大多数人是从耶鲁大学的新任妇科医生那里得到了处方，医生与警方达成一致，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她们大学毕业后取得的成就，在同龄美国女性中非同寻常，并且面临着今天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并不陌生的挑战：要如何在同一时间实现教育、职业和家庭目标。
89%的学生获得了高等学位。三分之一的人成为家庭主要的经济支柱，三分之一的人称自己是全职主妇。59%的人说她们面临过阻碍职业发展的性别歧视。
82%的受访者有孩子，她们首次生育的平均年龄为33岁。当时全国的平均水平是21岁。（今天是26岁，拥有大学学历的是30岁。）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表示，她们因为职业原因推迟要孩子，近三分之一的人表示她们有生育方面的困难。
60%的人表示，她们和伴侣都有全职工作。但其中有一半人说，她们的伴侣分担家务和打扫卫生等责任。
“我当然觉得机会带来了义务，我需要利用我的学位，”第一批女生当中的凯瑟琳·J·罗斯(Catherine J. Ross)说，她还从耶鲁取得了法学学位和博士学位，现在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大学担任法学教授。
“我们谈了很多令我们何等震惊的事，”她说。“我们没想到50年后，女性仍然难以在工作中得到公平对待、公平补偿，难以兼顾事业、爱情和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