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妓院的亚裔性工作者讲述她们的经历

这项调查绝大多数（80%）的调查对象（全都是女性）来自讲中文的国家，超过半数受访者曾遭遇家庭暴力，还有一些人在摆脱被虐待的情况后依然在寻求基本的经济稳定。

由浸信会关怀希望街（BaptistCare HopeStreet）妇女服务机构向ABC 《The Drum》节目独家提供的名为《与悉尼低端妓院的移民性工作者协作》（Working with Migrant Sex Workers in Sydney’s Lower-End-Brothels ）的报告发现，过去曾遭遇家庭暴力与从事性服务产业存在高度的相关性。

报告还披露，四分之三的性工作者相信“澳大利亚社会对[性服务]产业有着根深蒂固的看法”。

尽管性服务工作在新南威尔士州已合法化数十年，但只有5%的受访者愿意向亲友透露自己的职业，而仅有2%的受访者认为家人会支持她们。

“有些从中国来的人会愿意告诉家人她们的工作，而且不会对她们的工作感到羞愧，但是我不一样，” 前性工作者萨莉（Sally）说。她不愿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因为不想让家人知道。

“大多数人认为做一名性工作者不是什么好事。”

并非所有人都使用安全套

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她们从来都无法选择她们的客人，同时42%的受访者称曾遭遇过暴力和难对付的客人。

同时，受访的性工作者中50%的女性说她们有时是感到安全的，36%的人认为一直感觉安全。

尽管这是工作条件保障（WorkCover）的要求，但只有四分之一的性工作者会得到雇主提供的安全套，只有三分之二的受访者会在服务客人时一直使用。

萨莉说，她是自己买安全套的。

“客人会要求我不要用安全套，他们会多给我50澳元，但是我非常害怕感染HIV病毒，我以我说不行，” 她说。

不想让前任伴侣知道真实身份而匿名的杰德（Jade）在妓院工作那年也得自己购买安全套。

“有时候客人们不用安全套。我说： ‘如果你不用安全套我就不做了！’因为我认为安全是第一位的，” 她说。

“钱非常重要，但它不是一切。”

澳大利亚犯罪学研究所（Australian Institute of Criminology）在与全国性服务产业最高机构猩红联盟（Scarlet Alliance）磋商后，于2015年发表了一份调查，调查发现超过半数的女性性工作者要自己承担购买安全套的费用。

“第一次我非常害怕”

浸信会关怀希望街将低端妓院定义为以低于行业平均价格提供服务的妓院和按摩场所。

一半的受访者称如果发现其他赚钱途径，她们会停止性工作，而四分之一的受访者指出相比其他工作，她们更愿意从事性工作。

萨莉是通过她在悉尼大学某堂课的同学而接触到性工作的，对方告诉她，干这行可以让她为仍在国外居住的家人赚更多的钱。

她一天能赚350到1000澳元，按照浸信会关怀希望街的说法，这个收入被认为是性工作者所能赚到的较低水平。

“那时候我有经济困难，而且我需要抚养我的孩子并补贴家用，” 萨利说。

“第一次做的时候我很害怕。我觉得自己非常肮脏，我回家后就不停地清洗。”

但是性健康问题不是她最大的担心。萨莉拿的是学生签证，她担心自己因超出移民局规定的合法工作时间而被发现，以及被她认识的人知道。

“我害怕我会遇到其他同学，男同学，那样我会非常尴尬，” 她说。

浸信会关怀希望街发现90%的受访者只是临时居住在澳大利亚，持有各种签证（三分之一是学生签证）。研究发现，有些人是基于错误的信息在这里工作的，她们以为从事性工作将来会有资格申请居留权。

但是报告强调“我们调查的所有女性都指出他们是自己决定进入性服务产业的”。

“偏见”让女性处于弱势

浸信会关怀希望街女性服务经理杰西卡·戴维森（Jessica Davidson）告诉《The Drum》节目，该组织致力于为这些女性提供一个安全的空间。

“我们认为首先最重要的是她们需要知道自己是有价值，有尊严的。这与她们曾作出或未作出的选择无关，你应该得到尊重的对待，” 她说。

这项调查进行了超过十个月的时间，对100名亚洲女性进行了深度的访问，了解她们作为文化和语言多样化的女性在悉尼低端妓院工作的经历。

报告为这些罕有人听闻的女性们的工作条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通过研究，浸信会关怀希望街想要找到帮助这些女性的更好的办法，她们可能因语言和文化差异等原因而很难在澳大利亚获得援助服务。

希望街女性服务文化和语言多样化（CALD）项目负责人佩吉·马克（Peggy Mak）说，很多女性提到她们希望和更多的人谈谈她们的工作。

“她们中的许多人可能是自己来到这里，而亲友还在原籍国，但同时她们无法谈论自己的工作是什么，”她说。

报告发现许多人不知道去哪里寻求帮助，尤其有关精神健康方面。报告发现，21%的人说她们难以放松，38%的人容易激动。

“我们发现，如果她们不愿意向他人透露自己的工作，污名会对精神健康，甚至对工作安全产生重大影响，” 马克女士说。

浸信会关怀希望街的调查发现，如果女性知道如何获得支持，她们更有可能享受自己的工作。

“她想让我24小时工作”

大多数受访性工作者称她们每周会工作三到五天，但是在这段时间可能要“随叫随到”，浸信会关怀希望街将此定义为八小时外或通宵处于工作状态。

杰德告诉《The Drum》，她在一家妓院工作并居住：“她（妓院经理）不喜欢让我出去，她想让我24小时工作”。

“经理让我做这个，我就得照着做。”

戴维森女士说，她们经常看到剥削性质的做法。

“比如女性没法获得安全套，比如让女性长时间工作，有时就是不知道如何沟通她们想要什么，她们需要什么，” 她说。

浸信会关怀希望街去年曾接待了800名女性性工作者，她们获得的服务包括免费咨询、个案处理，以及与妓院交涉，使其向性工作者提供安全性行为用具包。

澳大利亚犯罪学研究所和猩红联盟最近一次对移民性工作者的调查是在近十年前进行的，调查显示，移民性工作者对自己的工作条件感到满意，但“他们认为自己获得支持、信息、免费避孕套和获得性健康服务以及在安全的工作环境中工作的可能性大大低于非移民”。

2006至2007年，全国性工作者最高管理组织猩红联盟对性行业的移民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如果他们受到性侵犯，一半的人不会报警。

猩红联盟首席执行官朱尔斯·金（Jules Kim）说，他们通过移民性工作者咨询小组和移民性工作者项目（Migrant Sex Worker Project）与亚洲性工作者合作。

“我们认同，普遍的污名化和歧视是性工作者面临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在新南威尔士州，我们仍然没有针对性工作者的反歧视保护措施。然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方式是基于同等群体的响应（peer based responses）。”

金女士说，2016年新南威尔士州科尔比报告（NSW Kirby report）与新南威尔士州性工作者外联项目（Sex Worker Outreach Project）合作得出的数据显示，2007年至2015年期间，所有女性性工作者，包括亚裔女性性工作者，安全套的使用率仍然很高，在88%至96%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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