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急诊夜班后，我从医的信仰崩塌

“江医生，你真的不后悔吗？”

“你指什么？”

“放弃多年的医学专业，放弃6年三甲医院的工作经验，放弃你的急诊和ICU，放弃原本体面的医生职业，跳到完全陌生的汽车行业。”

“这算是面试的一部分吗？”

“作为HR，我需要考虑你的稳定性，请理解。”

“不后悔。”

说实话，说出这三个字时我并没有足够的信心。即便是在一年多以后的今天，我也仍然不能确定，当时我是在回答对面的Imy，还是在回答我自己。

Imy彼时已经做了六年的HR，识人经验丰富，大概是探到了我的防备与忐忑，也不再继续追问，只是说了两句套话便结束了电话面试。

临挂断前她迟疑了一下，“如果你真的下定了决心放弃医生职业，再给我打电话。”

我并没有回应。

实际上我是不敢回应。那时的我刚值完急诊夜班，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在校园里。雨后初霁，清晨的校道上鲜红的木棉花落了一地，美得不可方物，我却无心欣赏，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又搞砸了。” 

那是2018年的初春，距离我正式从医院辞职，还有不到两个月。 

我并不是一个肯轻易承认失败的人，无论是在大学，还是毕业后留院的这几年，我都还是个满腔热血、一往无前的愣头青。直到进入急诊的这两年，我的挫败感开始越来越明显，然后迎来了我人生中第一次被起诉。

接到电话时我还在外地出差，熟悉的声音响起，是医患办的甘师兄：“江川，你还记得三年前，死在你手上那个18岁男孩吗？” 

我心里一惊。

我的从业时间其实不算太长，但由于专业特殊性，接触的急危重症比普通医生要多很多。经手救活的病人我已经记不得有多少了，但是死在我手里的，我却每一个都记得。这个18岁男孩就是其中一个。

那是2014年的平安夜，急诊室来了一个18岁的男孩，发热一个多月伴呼吸困难，送来时已经瘦骨嶙峋、不能平卧了。

急诊医生疑诊感染性心内膜炎伴重度心衰，连押金都没收，就立刻收进了心内科住院。但是因为前期在家耽误的太久，小男孩的心衰已经无法逆转，危在旦夕，需要马上插管上呼吸机，随时需要体外膜肺氧合（ECMO）。

当时心内的病房还没有这些支持条件，值班医生只能请求ICU支援——那晚 ICU的当班医正是我。

我其实很为难。接到值班医生师弟的电话时，患病男孩心脏普大普弱，心室壁已经薄如蝉翼，左室 EF 值只有十几。换句话说，他的心脏已经基本报废了。这种病情别说转运到ICU，过床的时候都可能心脏停跳，基本撑不过今夜。

“家属什么态度？”去心内科的路上我打电话问值班师弟。 

“家属很积极，所有知情同意书都签了，说无论如何都要救他。”

看到病人，男孩已经陷入昏迷，面色苍白，口唇紫绀，瘦的只剩骨架。胸廓肌肉已经瘦削的不能驱动呼吸，仅靠着气管插管接呼吸机维持呼吸。 

外周静脉几乎全部塌陷，一排一排的血管活性药接在他仅存的血管上。支持强度已经很高，但生命体征仍然极不稳定。男孩爸爸看到我们来，仿佛看见了救星，拉着我胳膊的手一直颤抖，嘴里念着救救我儿子。

从小我就眼窝浅，见不得这种生离死别。支开病人家属以后，我问上级医生：“师兄，拉上去吧？”

“他的病情应该进ICU了，但是实在是太重了，生存机会太小，转运风险很大，他可能过不了今晚。这些你都知道的吧？”

“我知道。”我又看了一眼病床上的年轻人，“但我想救他。”

作者图 | 在医院时

现实生活终究不是影视剧，ICU的故事里罕有皆大欢喜的结局。

转移到ICU不到10分钟，病人出现了室颤，心肺复苏了整整做了2个小时，生命体征始终无法恢复，小男孩还是死了。一个月以后，尸检报告显示，患者心脏瓣膜大量赘生物，符合感染性心内膜炎诊断。